新华社推出系列报道 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厚情怀

此外，陈来、蒙培元、吴震等人的专著中也都没有对这一命题展开过系统的讨论

最后，认为这是一种老庄道家的长生之道，而有所不许。（《朱子全书》第6册，第88页）其尊无对，强调的只是天作为最高本体的终极性与唯一性，是理一分殊之论中的理一，亦即所谓太极，乃天地万物之根（《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71页）。

但当瞽叟与舜相遇，桀、纣与关龙逢、比干相遇，则处于现实人事关系之中的仁、义便浇薄，体现了命的偶然性与多元性。命可说成是理之流行于天者，为在天而与特定气质结合以生物的流行过程中的特定之理，是事物所以当然之故，即事物之得以生成且是此而非彼的最直接的先验性根据。对于命之造物过程及物的质量、样态上的偶然性与多元性，朱熹说：只是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而就动态层面来说，命的实质是指天以理与气合化生万物这一行为本身。静态层面的命以理言，为分殊之理，具本体论意义。

（《朱子全书》第14册，第213页）人、物品类及个体境遇的多元性源于气禀质量与形态等的多元，气禀的多元从天之造物的角度而言固是偶然，但对个体之人、物而言，则又是先天就已确定了的，非人力所能掌控，一如孟子所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这正是以理言之命对世界秩序的主宰义之体现。因此，朱熹所论之命在偶然中有必然，多元中有统一，遂令世界得以在纷繁复杂中又井然有序，从而生生不息。

所以他的高足陈淳在专门系统总结和介绍程朱理学范畴的《北溪字义》一书中，开篇即释命曰：命，犹令也，如尊命、台命之类。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于水火，须在水火里死。（《朱子全书》第6册，第376页）因为与天理本质同一，所以这一静态层面或者说名词属性的命具有本体论性质，属于本体论范畴。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自弃也。

（《朱子全书》第16册，第1980页）所禀便是指人、物在生成之初禀得的气，如前所说，其质量与形态多元，全出于天之所付，人、物面对的对象是天。那么，既然承认朱子命论的理—气二元结构，又为何不能从这一结构入手分析其命论呢？依从诠释对象本有的理论结构展开分析，理应是最有说服力的诠释方式。

陈来先生曾对朱熹的理气关系论做过细致详尽的分梳，具体分为四个方面：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理气同异。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若专就一端言，则仍不足以说明人事之繁变。

（《朱子全书》第6册，第32页）认为命犹如天所颁布的指令。《周敦颐集》，1990年，中华书局。（《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27页）[③] 李春颖说：贫富、贵贱、死生、寿夭是人生境遇，即所值。盖学者所以学为君子者，不知命则做君子不成。

（赵金刚）我们认同他对朱子所论之命是一个综合性范畴的判断，但他说命在朱子那里不应该用理—气结构分属之，如果这是说不能将命的理—气二元结构割裂开来分析，对此我们完全赞成，因为理、气本就是虽各为一物却又不离不杂而同时并存的二元一体关系。‘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朱子全书》第14册，第183页）[④]张载、朱熹论气禀之可通与不可通是就人、物之别而言：因为物之气禀不可通，性理全发不出来，故只能为物。可见在朱熹这里，命定论既是指气禀质量、形态的先天性对物种的类属及相应能力的先天命运的限定，更是指天（理）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主宰和确定。

（《朱子全书》第16册，第1946页）当德行操守已无所欠缺时，人之寿夭、遇不遇等，在天皆为正命，实则只是天理之必然在命中的体现，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人为的改变。不过，倘若气禀真的完全是从初有定不能变易，那人类岂不是就没有了变化气质的可能和必要？比如朱熹说：性者万物之原，而气禀则有清浊，是以有圣愚之异。四、命定论与圣人可学而至正是基于对命的多元又有序的宇宙生成论特质的理解，朱熹在给余国秀的信中指出：又尝因推测人之身而并及于物，以至动植之殊，各极其本原而察之。又因终极层面必然理为气本，命之造物亦有必然性和统一性，世界遂由此显得多元又有序。夫子虽得清明者以为圣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贫贱。（李春颖）我们则认为朱熹这里的贫富、寿夭等境遇和智愚、贤否等德才分别对应的是不同气禀，前者与气禀的量，如长短、厚薄等有关。

《二程集》，2004年，中华书局。同时朱熹还通过对命定论的辩证分析，将命又纳入工夫论范畴，使圣人可学而至成为可能，从而赋予了传统命论以更充分的积极意义。

所以，他在这里着重从学为君子做成君子的角度论及知命，便是出于一种典型的工夫论的考量。（《朱子全书》第14册，第118页）那这个主之者是谁呢？帝是理为主（同上），也就是在苍苍积气之中的理，亦即天理。

如朱熹在关于人的贫富贵贱及生死寿夭问题的讨论中说：以此气遇此时，是他命好。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

朱熹弟子叶夔孙曾问气禀是偶然否？朱熹答曰：是偶然相值着，非是有安排等待。……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若这里信不及，才见利便趋，见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朱子全书》第15册，第1678页）朱熹的知命，既是指人对命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必然之理与主宰之义，以及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造物原理和机制的清楚认识，也是人之于命的可能性与有限性的了解。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

而严格说来，前者本身也要受制于后者，这正是命的必然之理的终极本原属性所决定的。（《朱子全书》第14册，第212页）这里例举的正是典型的时运之命。

其具体机制是：理生气，气则分阴分阳，阴阳再分五行，阴阳与五行又分合运行不息，产生出了清浊、偏正、通塞、厚薄、长短等质量与形态各不相同的具体的气质，然后再理与气合而生出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世界遂由此构成，并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多元样态。此说虽甚粗，然所谓知命者，不过如此。

其次，朱熹亦曾说：若在我无以致之，则命之寿夭，皆是合当如此者，如颜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清而厚，则仁之于父子也至，若瞽瞍之于舜，则薄于仁矣。

三、命的偶然与必然、多元与统一朱熹的命论具有理—气二元结构，理气之间在本原上体现为理主气从、理为气本，在现实结构中则往往是气强理弱。而卒谓‘塞者牢不可开，厚者可以开而开之也难，薄者开之也易是也。面对这一矛盾，朱熹在解释孔子罕言命的原因时，指出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而理精微而难言，气数又不可尽委之而至于废人事，故圣人罕言之也。这处性、命如何分别？朱熹答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

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关于理为气本，朱熹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

此后认为理禀有偏全，会随着其所在之气禀的质量、形态而有质量、形态上的偏全之别，导致人与物在禀受天理上的不同。欲其知仁义不假外求，圣人可学而至，而不懈于用力也。

可见天的主宰义在朱熹这里仍是源于理的作用，所以他才常以天、理、天理混用。朱熹的上述辨析绝不只是出自客观的观察而来的冷静评述，而是为了由此知命以学为君子。